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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相对变化，但崛起国与既有霸权国的“天然竞争关系”并没有使中美战略思维陷入相容性很低的状态。
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没有把对方看作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并在致力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有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虽然并没有完全被美国接受，但也没有遭到美国的反对和。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并未因此消失皖西大裂谷，如何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架仍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课题，关键是两国战略思维的相容性必须得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然而，美方即使完全接受中方的倡议，也并不意味着中美已经或必然建成“新型大国关系”。90年代后期，克林顿政府曾经接受中方有关建设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构想不仅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和落实，反而成为美国媒体嘲笑的对象和反对党攻击执政党的把柄。中美关系很快便随着美国政府的更替而陷入新一轮波动。
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必须切实可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针对中美两国的战略思维，确保相容性较高。
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和“合作共赢”，并进而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对抗的困境，中美双方必须消除彼此的敌对意象。
尽管美国人喜欢设敌和树敌，需要敌友分明，并且不怕被人设敌或假想为敌，但在中美战略互动的过程中，即使在两国战略思维相容性较低的时候，美国人也没有明确把中国确认为继苏联之后的主要敌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往往不仅不会把对手界定为敌人，并且致力于改善与对手的关系。不把美国视为敌人，也不被美国视为敌人，或许是中国对美政策最成功的地方。尽管中国人这种敌友不分明的思维方式让美国人看不懂，也不好受，但却极大地降低了两国战略思维陷入冲突的几率。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战略思维决定了，一旦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如日本和欧盟）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美国就极有可能将其视为敌人。
在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美双方还必须学会换位思考，且以对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对方的战略行为。
从根本上说，中美互动中的很多难题和摩擦在于战略思维的相容性不高。要稳定发展中美关系，重要的是不让战略思维的相容性降到很低或极低的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在战略互动中都会换位思考，这是任何两国战略互动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基本前提。战略互动要求每个行为体都要从他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思考如果我是他我应该怎么做以及如果他是我他会怎么做的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换位思考的时候是否能够使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单纯的换位思考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对方的方式进行换位思考。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如果不能以对方的思维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就会很容易陷入明知道别人不同于己，却只能把别人当作自己一样来对待的思维困境。
正如中国外部长王毅2016年2月25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所说，“有一些美国的朋友担心，认为中国才是美国将来真正的主要对手，可能有一天中国要取代美国。这背后其实是一种战略互不信，是对中国长远意图的战略疑虑”。
他进而指出：“战略疑虑不解决，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没有问题会生出问题。”但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美国人的这种战略疑虑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理反应。因此万象花卉田园俱乐部，中国承诺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宛委山度假区，不会取代美国。
2016年7月1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说，中国“不结盟、不争霸，不干涉别国内政，不颠覆别国政权，不以武力解决争端，不会变成另一个美国或曾经的英国、日本、德国”。
王毅表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今后也不会变成另一个美国。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多少扩张的基因月博怡宝首页，也没有多少当就是主的冲动”。
“这种融化于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和传统会继续下去。即使我们将来进一步发展了，壮大了，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仍然不是美国摩擦学。”
他进而提出，必须通过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来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奠定基础。他说：“如果我们能建立战略信任，消除战略疑虑，加强战略合作，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办法。”
他进而承诺，中国“会以中国人的方式，以东方人的思维，以更加和谐和包容的态度来与其他国家交往，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且那个时候摩擦相容性，中美之间的合作会更加深入，更加紧密万松书院。”
鉴于中美战略思维相容性决定两国战略互动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进程，因此，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应致力于不断改善战略思维的相容性万岁山国际大马戏，使相容性与战略互动的基本形态之间形成某种良性循环。
正如弗里德博格的研究所表明的，中美关系中既有很多推动其合作方向发展的有利因素，又有很多推动其间冲突方向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力量消长将决定未来中美关系会在合作与冲突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上继续摇摆不定。
从对弈逻辑的理论来开，中美关系的发展之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两国战略思维的相容性是变动不居的。
如果战略思维的相容性较低或很低，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就无法摆脱起伏动荡、摇摆不定的历史魔咒，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就是依然是难以兑现的一厢情愿。
更好地认识和管理中美战略互动，构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因此需要从不断提升两国战略思维的相容性入手。
1. 中国人和美国人具有非常不同的战略思维。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和美国具有非常不同的取向和偏好。
如果说关系思维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求同存异，既不追求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向他国推广，也反对被他国同质化，那么类属思维使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去异求同，旨在让其他国家跟美国保持一致，实现美国化的同质化。
同样从关系思维出发中国喜欢从互动的角度对两国关系进行界定，而不是以国家属性为标准从敌友角度来给他国定性。美国从类属思维出发总是倾向于根据是否与美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来判断他国是友是敌。辩证思维和有机思维使中国能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异己，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他国的关系。
逻辑思维和机械思维则使美国很难容忍矛盾，甚至不惜通过单边武力干涉在其他国家实现美国式民主化。中国从辩证思维和有机思维出发，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原则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美国从逻辑思维和机械思维出发，总是强调用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情况的普遍原则指导行动，要求其他国家与某种所谓的普世性国际规则保持一致。
内化思维使中国在行为取向上反对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并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化思维是美国不仅以自我为中心，让他国实现美国化万祥文化园，而且强调特立独行，认为美国可以超越国际规范，不受国际规则的制约。
2. 不同的战略思维使中美成为不同的战略行为体，并明显体现在两国提出的两种例外论中。
基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美国提出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要求他国“跟着我”。
中国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出发，提出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指望他国“别管我”。
因此，美国例外论要求他国效仿美国，中国例外论则既拒绝效仿他国也不要求他国效仿中国。美国例外论只承认美国例外，否认他国例外，因此是一种排他性的、相对主义的例外论，任何一种他国例外论都是对美国例外论的否定。中国例外论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例外的，因此是包容的、普世主义的例外论，对任何他国例外论的否定就是对本国例外论的否定。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迥异，因此美国模式的大战略并不适用于中国。美国人喜欢明确界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威胁，喜欢敌友分明，并喜欢针锋相对摩擦系数。在2013年美广电视节目“儿童圆桌”中一个美国儿童扬言要绕过地球杀光所有中国人。这种童言无忌就是美国人贵抗不贵化，喜欢用最极端的方式消除威胁的典型写照。因此，美国的大战略并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相反，中国的对外战略应以宽泛而不是严谨为指向，应注重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和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应维持必要的灵活性和模糊性。只有着眼于中国人特有的战略思维，才能形成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大战略。
显然，战略思维的差异性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战略行为。战略思维决定战略行为，但战略思维的不同并不必然导致战略行为的背离。
即使战略思维不同，甚至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同，或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发生改变之后，也可能有相似的战略行为。同理，战略思维相同的国家也未必能在战略行为上保持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战略思维的相容性，而不是差异性或共同性。
尽管从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来看，两国战略互动很难避免冲突，但如果从战略思维的相容性来看，则两国战略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甚至未必是中美两国战略互动的主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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